《毛选》日文翻译的一点体会

　　有一次，偶尔看到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中的一段话，产生强烈共鸣，他说：“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过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上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

　　回顾《毛选》翻译，当时每一篇文章都是经过几个人的手，经历初译、校对、改译、再核，再改等过程，从原作的中文——“出发点”，直到译文——“到达点”，一路上确实是很辛苦。但并不以为这样就可以大功告成。对翻译工作而言，完成译文只能说是走完了路程的一半，而另一半——即读者(完全不懂中文，手头上无原作可对照)是否能通过我们的译文掌握原作的思想内容，尚未检验和审视。一篇译文需要从两个角度——译者和读者的角度去检查，反复推敲、加工直至最后完成。也许有人会说，我已对原文亦步亦趋，一字一句地转化成日文了，读者应可以接受、理解。但实际上，我们常常看到由于未能很好掌握原作内容的精神实质，译文中出现些错误、失真、变味之处而误导读者；由于未能很好掌握中日文语言习惯的差异，译文中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而难于被读者接受；而根据原文进行的意译又会使译文失去原作的风味。借用已故专家川越敏孝先生的话来说，由于我们的译文还不够完美，会把原来是圆形的思想内容与文字形式相统一的原作译成六角形或八角形，而读者的解读可能只有三角形或四角形。因此，川越先生在改稿中一丝不苟，精雕细刻，精益求精，改好后常常自己从头看几遍，不断加工，提炼。整个《毛选》翻译，采取个人负责把关、集体讨论决定办法，设立初译、核稿、改稿、再核、再改，以及定稿委员会和请外面的日本专家当第一读者等关卡，并在必要时参考英文稿，通过这样从译者和读者两个不同角度审视译文的办法，保证了译文忠实完整地再现原作。

　　什么样的译文才算是原作的忠实完整的再现?在《毛选》翻译开始的阶段，曾用严复的信、达、雅作为好译文的标准。在第二次《毛选》改译时，(1963年改译一、二、三卷)日共派来的专家浅川谦次先生提出了“忠于原文的四原则”：(一)不加不减；(二)一语一译；(三)句逗点与原文一致；(四)颠倒原则，即“重点说”。根据这一原则改译的《毛选》于 1965年由日本的新日本出版社出版。由于过于强调形式上的忠实，这个板本的译文有些地方显得生硬，有些地方不能很好地表达原作的意思。于是在第三次翻译时(1967年改译1、2、3、4卷)重新评估了上一次“四项原则”，提出了新的改译方针：“在正确解释原作内容的基础上解决好译文的正确性”(正确的政治内容)和易懂性(通俗易懂的日文形式)之间的矛盾”，并对重大修改处进行登记，工作结束后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做了工作总结。已故专家川越先生在这个时期的总结，最有深度，非常全面和系统，对以后革命领袖理论著作的中译日工作很有参考价值。

　　回顾第三次《毛选》改译后的总结，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川越先生提出的对译文的“一义性”要求。“一羲”是同语，据辞典解释，它的意思是“一个意义，一个道理”。根据我的理解，“一义性”要求，就是译文要“逻辑清楚，意思明确”，每一篇文章，每一段文字，只能传达一个意思、一个观点、一个思想，逻辑要清楚，意思要明确，不能含糊、暖味。

　　如何达到“一义性”要求，结合川越先生的总结，似乎可以归纳出三点：

　　第一，译词的正确、合适和关键词汇的统一，逻辑清晰的译文要求有正确的译词和关键词汇的统一(不是一语一译)。正确的译词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与日本社会各个领域通用和专用的概念相一致，选择这样的译词这是我们翻译工作中最经常、最大量的工作。在翻译工作经验总结中也有大量论述，在这里就不再赘言。二是在《毛选》翻译中特别强调的，就是要把原作的词语放在当时的历史和斗争环境中去认识，正确掌握其含义而不要轻易地从字面上翻译。我们的译词必须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立场；译文表达的内容要符合当时革命形势和社会的实际。因此，在《毛选》翻译工作中，我们强调要注意掌握和了解毛主席文章写作的历史背景和革命形势，了解毛主席对形势的判断、立场、态度和文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而弄清原文思想内容和每一个词、每一个句的正确含义。在翻译中，我们所接触的大量的词汇都是我们所不熟悉的，许多都是毛主席创造的、中国革命独特的，如建党、建军、战略、战术、哲学、文艺以及农村、土地问题、工商业政策等等。故在翻译中必须注意学习，下大力气弄清词汇的意义，掌握正确的概念，不然就谈不上翻译。(当时无电脑，只能引经据典)第二、忠实地反映原文内容的逻辑关系，防止形式主义的词藻堆积。在“一义性”要求中，川越先生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在翻译时，我们要掌握词与词、句与句、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是表面上的形式，他主张“眼光要透过纸脊”，看穿表面上的文字，深刻领会其含义和相互联系，把他清楚地表达出来。中文的关联词较少，因此“不加不减”的原则是行不通的，必要的关联词可以使文章明确、生动、有时候还得加，（有时候也可省略）。日文的“重点说”和“颠倒原则”有道理，但不能不加分析地使用，必须从段落间的逻辑关系考虑，明确重点，理顺关系。名词(名词形)的并列、动词的多次出现和并列，也要注意分析，弄清关系，防止混乱。由于中日文结构的不同，“管到哪里”、“承接哪里”的问题常发生，要注意处理好。其他如假定、因果、目的等句与句的对应关系也要想办法处理好。

　　第三、力求使译文好读好懂，但要反映(或者不损害)原文表达的形式和风格，译文的思想内容是第一位的，但要忠实于原文表达方式，译文既要有通俗易懂的日文形式，也要有原作的“面影”(面貌)。要掌握中日文在表达方式和句子结构上的差异，使译文符合日文表达方式和习惯。避免翻译调，但不要改写，或自由意译而破坏原文独特的风格和表达方式。中日文句逗点有差别，一律按中文处理，尤其在长文中容易出现文理不通、眉目不清、逻辑混乱，故适当断句，表达好句与句之间的联系。介词、助词、虚词，主语、代名词、被动形、使役形，贬义词、褒义词等，要重视日文习惯，不要机械地硬译。对复合词，古诗文、成语、典故、谚语、俗语、四～五字排列句等可以灵活掌握，分别采取直译、意译或直意译结合等办法，根据上下文关系而定。避免用解释译，尽量找出恰当的译词或改变一些说法，如并列的动词形改为名词形，有些词可以“反过来译”(裏から訳す)，总之，要使译文简洁易懂需要讲究技巧。另外，还要注意译文的群众化问题，对一些深奥的难字，少见不常用的汉字、古雅的表达方法，包括外来语，在不影响文风的情况下要做必要的修改。

　　《毛选》翻译工作，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后期结束，未免受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影响。在理解、解释原作内容方面花了极大精力，相对削弱如何才能搞好译文的努力；强调为革命人民服务，强调通俗、易懂、群众化，因此有些地方显得罗嗦，影响了文风、文体的表达；采取集体讨论办法，这固然是对的、好的，但往往使译文变成多人妥协产物，显得一般化、无特色。总之，翻译工作是无穷尽的工作，要使译文变成原作的“投胎转世”，是不容易的，不可能一举而成。但如果现在要重新翻译，相信一定会比过去做得更好。

　　黄幸（总政）

　　2005年6月1日